我们要回到自己的经典，我们的经典自己会说话。

所以，我那时候受到了一个很大的冲击：这个世间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儒道佛的。狭义的宗教在现代社会的作用可能比在古代还好，比如基督教在历史上是有些问题的，但是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正面作用。

儒学其实有两条正义原则，这是基于对义的理解。从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51]，推广孝悌而及于整个天下。社会共同体的生活方式的变动，导致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变动。可能我们的阅读来源不太一样。林安梧：包括台湾，虽然已经民主多时了，但也不免如此。

我曾经从文字史到观念史的角度来分析它，从上古材料中找这几字在当时的用法。而另一个人心里想的却是morality或者moral，有些人、比如牟先生讲的就是这种意义上的道德。民间儒学的发展同时还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书院的性质各不相同，大体上也都还需要积极的、正面的引导。

1990年11月22日，原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召开如何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学术座谈会，季羡林、张岱年、戴逸、张岂之等著名学者出席会议。社会整体性的文化自觉，必然促使儒学在当代的全面重建。我们从以下三个方面略加阐述。由费孝通发起、《群言》编辑部组织的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世界新格局座谈会，即是对上述议题的探讨和回应。

回到传统自身并彰显其独特性，成为中国哲学（史）研究更为重要的目标。此外，也有不少论著着力探讨儒学之不同方面的现代意义，如汤一介对儒家普遍和谐（自然的和谐、人和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自我身心内外的和谐）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楼宇烈对儒家节欲观之现代意义的讨论、 方立天对早期儒家人格观念之现代意义的讨论等等。

然而，在国学热的背景之下，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学者越来越强调文化自觉和学科自主性，过去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诠释、定位中国哲学的做法，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近年来，受到英语世界德行伦理学复兴思潮的影响，不少学者尝试从德行伦理学的视角重新诠释儒学。李泽厚《孔子再评价》一文，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对孔子思想中仁、礼这两个观念，做了极为细致的剖析。最后，未来儒学的发展所面临的任务，乃是进一步推进儒学的全面重建。

2、金景芳：《关于孔子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哲学研究》1979年第11期，第41-43页。在国学热与儒学复兴的大背景之下，儒学研究的目标不再只是试图对传统儒学做客观的、历史性的分析，更希望在现代化的视角下探寻儒学的当代价值，此即有学者所谓的深入发掘儒学真理的颗粒及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四川成都融信恒业投资有限公司，即努力通过集体诵读儒学经典、邀请儒学专家对公司员工进行文化培训、举办以儒学为主题的企业文化活动等形式，推进企业文化的建设。35、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3-17页。

41、李明辉：《关于新儒家的争论》，《思想》第29期，台北：联经，2015，第277页。如所周知，中国哲学是在中西对比的视野下确立起来的一个概念，中国哲学学科自创立之初，无论是在对哲学概念的界定和理解上还是在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上，无不受到西方哲学的深刻影响。

文化自觉所推动的儒学重建是多方面，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儒学的价值体系在学术思想层面的重建及其在民间的再植灵根。他们从《弟子规》的教育开始，同时引入礼仪教育，向老百姓教授和演示儒家的一些具体的礼仪形式，效果显著。

九十年代有关国学热或儒学热的争论，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只不过争论的具体问题有所改变，但争论的焦点并无不同，仍在于是否承认儒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争论逐渐围绕一些具体的问题而以更为学术的形式展开，如有关亲亲互隐问题的争论等。52、王元化：《编后记》，《学术集林》卷一，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第370页。近40年的儒学发展，同时也是儒学与不断出现的各种思潮相互摩荡的结果。38、陈来：《仁学本体论》，北京：三联书店，2014，第421-499页。在文化热的背景下，他们更为侧重从宏观的视角考察、分析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及其与现代文化接轨的可能性。各种当代型态的儒学理论应运而生，儒学的一些精神性价值也随着民间儒学的日益开展，重新回到人们的心灵和日常生活当中。

他们都努力透过重新阐发传统儒学的一些核心价值及其时代相干性，以说明儒学的价值系统回答现代世界所面临之各种问题的可能性。除此而外，美国学者安乐哲试图从角色伦理学的角度诠释儒家伦理学， 王庆节及台湾学者林远泽则分别将儒家伦理学定位为示范伦理学 和后习俗责任伦理学 ，这些论述在大陆学界均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这一时期对儒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宏观论述，当以李泽厚、庞朴、汤一介等人的作品为代表，如李泽厚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等三部曲、庞朴的《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以及汤一介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释道》（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等。展望未来，全面的儒学重建是儒学进一步发展的目标，如何在民族性和世界性、学术与思想、学术思想层面的研究与应用层面的研究之间保持适度的张力，是儒学健康发展的必要前提。

26、楼宇烈：《儒家节欲观的现代意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1期，第36-49页。具体而言，上述研究涉及儒学与各种当代价值和当代问题之关系的讨论，如儒学与市场经济、儒学与现代道德和法治、儒学与现代民主、儒学与自由、儒学与人权、儒学与企业伦理及企业管理等等。

庞朴在综述当时有关孔子评价问题的文章中，亦对学术研究政治化的倾向，提出深刻的反省和批评。以上论争本质上是九十年代以来，思想界逐渐出现分化的一种体现，我们发现即便是在传统文化研究内部，也存在某种程度的儒道之争，如陈鼓应在九十年代提出道家乃中国哲学之主干的说法，并发表一系列比较儒道的文章，引发一些学者的质疑和讨论。以此为背景，我们可以更清晰地梳理和展示近40年来儒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及其特色。事实上，上述文化自觉也是新世纪以来整个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的共同呼声。

20、费孝通等：《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世界新格局》，《群言》1994年第2期，第4-15页。6、黄宣民、陈俊民：《对〈中庸平议〉及其简介的一些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第96页。

复兴传统文化的呼声，其实仍是在回应八十年代所激烈讨论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不过九十年代的情况已有很大不同。53、郑宗义：《现代儒学的三种重建》，《中国儒学》第十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第20页。

在文化自觉的背景下，儒学的自我更新与理论创造也可能以一种更为极端的民族主义的形式表达出来。文化热客观上推动了学界对孔子及儒学之不同方面的学术研究，由当时各类学术期刊所刊载相关论文的标题即不难看出这一点。

40、关于该书内容的扼要介绍可参考朱杰人：《理直气壮的文化自觉——读〈何谓普世？谁之价值？〉》，《编辑学刊》2013年第3期，第11-16页。除此而外，荀学、阳明学、经学与经学史、礼学、儒学通史及断代史等领域的相关研究成果也十分丰富。这次会议可说是对过去教条式的中国哲学研究的一次整体性的反思，跨出了客观地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一步。一些学者受蒋庆相关论著的影响，重视对经学特别是公羊学传统中政治思想的阐发，由之建构所谓的政治儒学，也有学者认为政治儒学的复兴不应该走经学的路线，而应该走子学的路线。

刘清平、邓晓芒等人质疑和批评的根本仍然在于，儒家伦理学本质上只是一套特殊主义的血亲情理，而与现代意义上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理性之间是相互对立的。在他们看来，五四以来现代新儒家努力证明儒学与自由、民主等价值的相通性，本质上是一种变相的西化，并由此对现代新儒家提出严厉的批评。

33、郭齐勇：《近二十年中国哲学研究的三大转变》，《天津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第11页。儒学与经典诠释问题的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他们在细致梳理儒家经典诠释传统的同时，亦尝试在此基础上建构中国的诠释学。

13、方克立：《要重视对现代新儒家的研究》，《现代新儒学与现代中国文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第1-16页。随后，北京大学等单位举行了一系列与国学和传统文化相关的各类活动，这些活动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反响，现在大家通常所说的九十年代的国学热正由此发端。